美国世纪里的一生：纪念“软实力”之父约瑟夫·奈

　　2025年5月6日，哈佛大学资深教授、著名政治学家，“软实力”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·奈 (Joseph S. Nye, Jr.) 逝世，享年88岁。他用一生照亮了人们对美国权力演变与世界格局变迁的理解。

　　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《美国世纪里的一生》中，奈回望了自己与“美国世纪”同步展开的生命轨迹：从新泽西农场的童年，到在卡特与克林顿政府担任要职，他亲历了权力运作的真实现场，参与制定核扩散、东亚安全等关键政策。

　　他不仅见证了美国影响力的崛起与转折，也通过“软实力”与“巧实力”这两个深远的理论框架，为世界提供了理解力量、判断领导力的另一种路径。

　　约瑟夫·奈于1937年1月19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家庭。那一天，当地爆发严重流感，医院人满为患，他由助产士在家中接生。这种介于制度与私人之间的“边界状态”，似乎也预示了他后来对“软实力”与“制度认同”的特殊敏感和柔软视角。

　　他的父亲老约瑟夫·奈是白手起家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员，年轻时从跑腿信差做起，最终成为合伙人；母亲埃尔塞·奈来自德裔移民家庭，在史密斯学院因经济压力辍学，却始终用德语与孩子交流，注重礼仪与纪律。这个家庭以节俭、自律和尊重多元文化为核心价值，这些影响在奈日后的写作与外交理念中都可见踪影。

　　二战期间，为了让孩子们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潜在威胁，奈一家迁居至莫里斯县纽伯嫩的一座百亩农场。从喂猪劈柴、拾苹果宰鸡，到每周固定参加教堂礼拜，奈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身体劳动与宗教仪式的节律。他很早便意识到：社会的运转，并不依赖命令与控制，而是植根于信任、互助与一种由内而外的道德责任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如果我没有在那片农场长大，我也许会将权力仅仅理解为命令与控制，而忽略了真正能让人自愿追随的力量机制。”

　　这一信念成为奈权力观念的核心雏形。他并非天生的“制度建筑师”或“权力分析师”，而是一个从地方经验出发、逐步建立全球视野的观察者。

　　奈先后就读于莫里斯敦预备学校、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，并以优异成绩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哲学、政治与经济学 (PPE)。在牛津，他深入接触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与制度文化，也意识到非军事因素在塑造国家行为中的深远影响。此后，他选择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，研究非洲一体化问题——在这个当时少有人问津的领域，他关注的是区域认同、国家主权和经济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权力对抗。

　　这段跨文化、跨学科的学习路径，不仅锻造了奈的理论工具箱，更培养了他一种温和但坚定的判断力——这正是他一生致力倡导的“权力的另一种可能”。

　　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学者往往属于象牙塔，遥远地注视世界，但约瑟夫·奈却从不满足于只做思考者。他始终相信，知识的最终意义在于回应现实。从1964年进入哈佛执教开始，奈便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坐标系中：课堂与白宫、论文与政策之间，他来回穿梭，用行动证明了“学者”与“参与者”可以并行不悖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深陷冷战与能源危机的双重不确定中，卡特政府试图在传统军备控制与新兴技术扩散之间寻找平衡。作为国务院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小组主席，奈亲自参与了对印度核燃料供应争议的谈判。在很多人主张“封锁技术”时，他提出更务实的路径：建立多边机制与国际监督体系，既不扼杀技术发展，也尽可能降低风险。他主张，“不是阻止科技传播，而是设法管控其路径与后果。”

　　这种对制度的信任和现实世界的考量，也贯穿了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角色。1993年，他回到华盛顿，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。在冷战结束、全球格局重组的关键时刻，他领导的情报工作不仅关注核武扩散的“余波”，也率先提出“信息传播能力”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。这种判断，在后来对网络安全和公共外交的理解中得到反复印证。

　　一年后，奈出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，并主导起草了著名的《东亚战略报告》。这份报告并不冗长，却字字关乎美国的亚太部署。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后“和平红利”诱人，美国内部出现缩减亚太军力、重心西移的呼声。而奈提出，美国必须维持在亚太的前沿存在，且应通过制度建设、同盟机制和区域合作塑造更具可持续性的战略环境。这份报告为后来美国的“亚太再平衡”“印太战略”等一系列对外方针奠定了初步构架。

　　1995年，约瑟夫·奈接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(HKS) 院长。这所学院素以培养公共政策领袖著称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、商界领袖和青年精英。在奈的领导下，肯尼迪学院不仅扩展了规模，更在理念上悄然发生了变化——从一个精英智囊的象牙塔，逐步转向一个包容多元、连接现实、服务公共利益的育人平台。

　　在任九年间，奈将教职员工人数扩大了近一半，增设了多个研究中心，推动教学内容更加紧扣全球议题。他最引以为傲的项目之一，是他亲自倡导设立的“女性与公共政策” (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) 项目。那是一个在当时尚属少见的性别议题研究平台，旨在鼓励更多女性参与政策制定、提升职场公平、关注社会结构中的性别正义。多年后，一位曾参与项目的学生在社交平台写道：“正是因为奈教授坚定地说‘我们要多听一些不同的声音’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，我的声音也可以参与塑造世界。”

　　奈的管理风格从不张扬。他习惯在会议中多听少说，在学术讨论中温和地提出问题。他相信制度的力量，但更在乎制度背后的人。他鼓励教学与实务结合，打破传统学术壁垒，他坚信“真正有用的学问，必须能回应世界的痛点”。

　　在他的影响下，哈佛肯尼迪学院培养出一批活跃于全球政坛的国际校友。他们中有人在联合国工作，有人成为各国政府的部长或高级官员，也有人回到本国推动教育、环保或技术变革。无论来自何地、走向何方，许多学生始终记得奈课堂上的那份温和与清晰。

　　在约瑟夫·奈的职业生涯中，最广为人知的贡献，莫过于“软实力”一词的提出。这个概念早已超越了学术边界，走进政策制定、国际传播、甚至各国国家形象战略的语汇中。而在提出这个概念时，奈并非为了创造一个新名词，而是为了回答一个当时迫切的问题：冷战结束后，美国为什么还能保持全球影响力？这种影响力，究竟来自哪里？

　　1990年，在《注定领导》 (Bound to Lead) 一书中，奈正式提出“软实力” (Soft Power) 概念。他认为，一个国家不只能靠武力或金钱达成目的。真正持久的影响力，是让别人“想要你想要的东西”。这种吸引力，可以来自文化、价值观和制度，也可以来自国际形象、教育资源与道义感召。

　　奈曾打比方说，软实力就像磁场，不是让人屈从，而是自发靠近。美国的电影、音乐、大学、新闻自由、科技创新、开放的社会氛围，正是支撑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。在柏林墙倒下、东欧剧变的关键时刻，没有导弹，也没有军队前进，而是广播电台、思想杂志与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。他说：“人们的心变了，才有了墙的崩塌。”

　　这一理念迅速受到关注。不只是美国政府将其吸收进外交体系，许多国家也开始探索自身的“非强制性影响力”，如澳大利亚将“讲述国家故事”纳入其外交战略；法国设立专门的软实力基金等等。

　　而到了2000年代初，911事件和两场战争的爆发，让美国外交再次面临信任赤字。奈于是提出“巧实力” (Smart Power) 这一延伸概念。他指出，软硬实力并非对立，而应当因时制宜、组合使用。该理念成为2007年他与理查德·阿米蒂奇共同主持的《一个更明智、更安全的美国》报告的核心主张，并被希拉里·克林顿在其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反复提及。

　　所谓“巧”，是要看环境与文化；看什么时候该展慑，什么时候该以合作赢得信任。在应对全球问题（气候、公共卫生、发展合作）时，单靠硬手段往往事倍功半。真正的领导力，是在危机中让他人愿意与你共担责任。

　　可以说，软实力和巧实力，是奈给国际关系世界留下的两个简洁而深远的词汇。它们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影响力的形态，也提醒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赢得他人的尊重。奈并不主张美化现实，他只是始终相信，“一个能被信赖的国家，比一个被恐惧的国家更值得追随。”

　　约瑟夫·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离世后，学界、政界、媒体纷纷悼念。有人写道：“乔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能让你平静下来的人。”也有人称他为“美国最后一位温和的建制派”，但与其说他代表某种政治立场，不如说他始终代表着一种气质：清晰、有判断力，且从不失温度。

　　他的一生，没有喧嚣的对抗、也没有刻意的煽情。他不以高声亮嗓为风格，而是更像一位站在门廊边的老人，提醒人们，在纷杂的世界中别忘了信任、别忘了判断、更别忘了倾听。他相信知识不是为了胜出，而是为了理解。他曾写道：“我始终保持着一线希望——是有原则、有判断力的领导者，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，而不是任由历史的惯性摆布。”

　　就在离世前一个月，他接受了哈佛PolicyCast的采访，就如何增强美国软实力提出了恳切的建议。他虽对当前政府的对外政策感到忧虑，但依然保持温和的乐观态度。他用“stick（大棒）、carrot（胡萝卜）、honey（蜂蜜）”比喻国家间的力量运用，“大棒”代表胁迫，“胡萝卜”代表利益交换，“蜂蜜”则象征吸引力。他强调真正的领导力，是让他人“愿意靠近你”，而不是屈从于你。

　　即使身处冷战高峰、权力博弈激烈的年代，他也从未失去温和的理性。他的力量，从未靠音量赢得，而是来自一种安静的穿透力。

　　他留下的，不只是“软实力”“巧实力”这些词汇，还有一种宝贵的风格——审慎判断、公开对话、持续倾听。在今天这个被算法驱动、意见极化、叙事割裂的世界里，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稀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